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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保守了50年的秘密

2015-02-09    来源:  

今年初,中央电视台播放的40集电视连续剧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》,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“东风一号”成功发射的历史情景。这令79岁高龄的张英斌激动不已,电视剧相关内容是经有关部门审批后允许公开的,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向家人公开一个保守了50年的秘密:50年前,他曾参与“东风一号”的研制和发射!

初夏,一个凉爽的上午,笔者几经周折在石家庄市的一个小区找到了张英斌。其实,笔者与张英斌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研究所多年的同事,但从不知道他的故事。

秘密投身国防科研事业

20世纪50年代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对我国实行反华包围,并常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核威胁、核讹诈。我国国防科研事业刚刚起步,亟需发展战略武器技术装备,更需要这方面的人才。

1956年,经党中央批准,周恩来、聂荣臻负责组建了火箭导弹研究机构—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,钱学森出任院长。1958年,国防部从清华大学、哈军工、浙江大学等几所名校抽调了40多名政治可靠、成绩优秀的大学生,安排他们进入清华大学刚组建的自动控制专业,为新中国培养国防科研专门人才。当时,张英斌正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,被组织抽调到自动控制专业继续学习,开启了他的人生新篇章。

1959年10月,张英斌这一班同学毕业后,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,在著名导弹科学家钱学森等人的组织带领下,开始研制导弹。张英斌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下属的十二所第四研究室工作,主攻导弹的控制系统“综合放大器”,它是整个导弹系统的大脑,是决定导弹能否准确命中目标的重要部分。

由于工作努力,张英斌于1960年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,并于同年被单位选派到酒泉基地,参加了我国第一枚导弹“东风一号”的发射。

亲眼看到第一枚导弹腾飞

1960年10月23日凌晨,一趟专列从北京悄悄出发,驶向甘肃酒泉导弹试验靶场,车上载着后来被称为“东风一号”的“1059”号导弹和大量仪器、地面设备与特种车辆及军人、试验人员。为了安全保密,沿途布满了解放军战士和民兵,专列进站时,不准无关人员靠近。

身穿军装的张英斌是他所在研究室唯一参加导弹发射试验的人员,他在列车上与伙伴们交换着兴奋的眼神,但谁也没说话。“据说当时的列车司机都要选职务最高、经验最丰富的,铁轨都重新丈量过,因为要减小震动,保证行车平稳。”张英斌说。

“到达基地后,为保证我们的营养,当地的驻军自己吃干菜,给我们吃新鲜菜。”张英斌听基地食堂的同志说,上级指示,一定要让科技人员吃好、休息好,保证导弹的顺利发射。他们在漫天黄沙中等待了一天又一天,却迟迟等不来发射命令。原来,苏联专家认为我国生产的推进剂燃料不合格,导弹不能发射。张英斌他们不愿给基地增加

负担,于是纷纷撤回原部门待命。十多天后,国防部组织包括张英斌在内的科研人员从北京南苑出发,再次挺进戈壁滩。

1960年11月5日凌晨,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,“1059”号导弹直冲蓝天,张英斌亲眼目睹了中国第一枚导弹试飞成功,心中无比激动。同年12月,又成功进行了两次导弹发射试验。1964年2月,一枚“1059”号导弹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览。

半个月后,“1059”号导弹按上级指示改名为“东风一号”,“‘1059’的意思是1959年10月完成仿制的。”张英斌解释。

此后,张英斌又参加了“东风二号”到“东风五号”的研制任务,参加了“东风二号”、“东风三号”的发射任务,一直

干了15年。保守国家秘密无需讲条件

1974年,张英斌调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54研究所,仍从事国防科研工作,在这一新的涉密岗位上又工作了20年。1994年退休后,张英斌与家人过着平淡的日子,那段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,深深地埋藏在心底、尘封在档案里。50年来,他固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信条,从未向家人、朋友透露只字片语,连多年相濡以沫的老伴都不知道他的这段经历。张英斌并不知道,“东风一号”的有关信息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,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可以部分解密了。

张英斌告诉笔者,他们这一批人所接受的保密教育是系统而严格的。在进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学习前,所有人都经过有关部门严格的政治审查。入学后,有关部门专门对这批学生进行保密教育。上保密课的老师都是亲历过战争的老同志,他们用血的教训向同学们讲述保密的重要性。从此,张英斌就确立了“为了国家安全和利益,必须保守国家秘密、严格执行保密规定”的信念。

张英斌分配到第五研究院工作后,有关部门组织大家逐条学习保密规定,给每人发的工作手册上,第一页就是“保密守则”。因此,他们的保密意识都很强,张英斌从不向同事透露自己的工作情况,也不打听与己工作无关的内容。“保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,我们很少参加社交活动,从不与外人谈及与工作有关的事情。”张英斌说。

第五研究院的保密管理措施也非常严格:每天,涉密人员要到保密室领取自己的文件包,里面装着一天工作需要使用的文件资料等。下班后,必须将文件如数交回保密室。“尽管有点麻烦,但大家都一丝不苟地执行。”同样,无论谁到基地执行任务,都要经保密审查后才能进场。

为了保密,在对外交往中,他们从不透露单位名称,只讲公开代号,第五研究院当时对外称“某某部队”。为了不让外界知道单位的具体位置,对外通信一律使用内部信箱,而且有的通信地址实际上距离单位所在地很远,信件需要转发才能到达。张英斌到第五研究院参加工作不久,第一次回家探亲时,家人很奇怪地问:“你在清华大学上学,怎么突然成了军人?”他只好敷衍道:“服从国家需要,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工作。”当1965年国防科技工业单位集体转业,他回家探亲时, 家里人更奇怪了:“你怎么才干了几年就转业了?”他简单地回答:“服从国家需要。”

据张英斌介绍,当时涉密人员并没有什么特殊待遇。“国家处在建设时期,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,全国人民的生活都非常艰难, 我们既要克服工作中的困难,又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。当时伙食很差,基本没有菜吃,很多人健康状况不佳。为了改善科技人员的身体条件,上级机关想尽办法,比如在内蒙古等地组织打野黄羊,定期发苹果和黄豆——我们戏称‘科技豆’来补充营养。”

谈及这个保守了50 年的秘密,张英斌说: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 保守国家秘密无需讲条件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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